为什么拖延转载《评〈海瑞罢官〉》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发表姚文元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但是，以吴冷西为总编辑的《人民日报》在20天内予以抵制，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中央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不知道姚文元文章的背景，更不满意姚文元文章的强词夺理，故以不同方式拖延。但是，姚文元文章引起了彭真等人的不安是肯定的。11月13日，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宣传部长李琪与《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等人会商后，向上海《文汇报》了解《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背景。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指示，不向北京透露。邓拓等人没有获得多少“背景”情况，遂将情况报告了彭真，决定《北京日报》不转载姚文元文章。这个情况，吴冷西是知道的。
《人民日报》社内部，有不少人看出姚文元文章大有来头，认为要予以转载。这其中包括新任副总编辑李庄，他看了姚文元文章，“迷迷糊糊感到要出什么大事了”。其他编辑也有这个感觉，觉得好像应该转载，又怕承担不起责任，都来请示总编辑吴冷西。
吴冷西答复说，他要请示中央。吴冷西请示了当时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兼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彭真。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早在1964年7月2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时决定成立的，组长彭真，副组长陆定一，成员是3个人：康生、周扬、吴冷西。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任务就是领导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批判”运动。这样，从1964年7月以后，从文艺领域批判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和京剧《李慧娘》开始，批判的风潮逐渐扩大到其它意识形态领域。彭真和吴冷西本来都是“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起草和定稿人员，如今又有了这个“小组”的工作关系，相互往来就更多了。
彭真不同意姚文元文章，而且为上海发表此文而恼火，在吴冷西请示的时候，就要求不予转载。但在这个时候，吴冷西没有像以往那样另辟蹊径，直接向毛泽东请示。为什么？或许是因为他已经感觉到，毛泽东和他的关系出现了裂痕。
本来，是否转载姚文元文章，吴冷西想同时请示邓小平和彭真，但这时邓小平去了西南三线视察。这样，转载姚文元文章的事拖了下来。但是，在姚文元文章刊出之后的3周时间里，华东各省报转载了姚文元文章，显出了几分热闹。可在北方，尤其是在报纸最集中的北京，却没有一家报纸转载姚文元文章。南热北冷，一时形成对照。
11月27日，周恩来从上海回到北京，带来了毛泽东对北京各报不转载姚文元文章的严重不满，通知转载。
28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召集邓拓、周扬、许立群、姚臻等人开会，决定转载姚文元文章。邓拓汇报说：吴晗很紧张。彭真回答：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并决定由吴冷西通知北京各大报纸，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11月29日夜，吴冷西打电话给《人民日报》社编辑部，说中央决定北京各报转载姚文元文章，并排定29日《北京日报》转载，30日《人民日报》转载，12月1日《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等其它报纸转载。吴冷西还说，转载姚文元文章后，要根据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开展学术讨论。
接下来，吴冷西亲自主持起草转载姚文元文章的编者按语，指出如何对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评价问题，多年来没有得到正确解决，需要系统地进行辩论，要以理服人，并强调有批评的自由，也有反批评的自由。这个按语把评《海瑞罢官》放在学术范围内，提出“准备就《海瑞罢官》这出戏和有关问题在报纸上展开一次辩论”，“既允许批评的自由，也允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按语引用毛泽东的话：“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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