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长江商报

　　◇对话

　　关于《风雅颂》

　　我没有诋毁知识份子

　　长江商报：你的新书《风雅颂》的读者定位是什么？

　　阎连科：说实话，我写作从来不考虑读者定位。我不为读者写作，不为政府写作，不为任何奖项写作，更不为金钱写作。我的作品只是对自己灵魂的诠释，我只为自己的内心世界写作。

　　长江商报：有网友质疑这本书诋毁了北京某高校，诋毁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你如何回应？

　　阎连科：这是件极其荒诞的事情。我没有诋毁任何高校，也没有诋毁知识分子。我写的大学只是我阎连科自己内心的大学，是“我的大学”和“我的农村”。这是一本精神自传，精神内核是自己的，故事却是虚构的。

　　长江商报：“我的大学”“我的农村”怎么理解？

　　阎连科：和很多人一样，他们理想中的大学和农村的样子可能和现实中的并不相同，甚至相距甚远。这种东西进入小说之后，就成为对现实的一种理解，也就是我书中的大学和农村的样子，任何对号入座的事情都太荒诞，比我的小说本身还要荒诞。

　　关于“农村”与“城市”

　　知识份子

　　是农民的另一种身份

　　长江商报：有人评价你在涉及都市题材写作时不如农村题材纯熟，你怎样看待这种评价？

　　阎连科：有一定道理。我们通常喜欢一个作家，会把他定位在一个坐标和一个轨道之上，当他脱离了这个既定的轨道和坐标，难免会失去一部分读者。但是，如果你能仔细地看完《风雅颂》，你会发现我写的并不是都市也不是学校，而是是从学校到乡村的一个回归。其实很多大学的教授的根都在乡村，他们离不开生养他的土地，知识分子是农民的另一种身份。

　　我希望这部小说与以往有些区别，不仅是在题材和结构上，也在思想上与以往有所不同。

　　关于评价

　　我的小说是“野生小说”

　　长江商报：毕竟在城市生活了近30年，你以后的小说会更多涉及都市题材么？

　　阎连科：会有涉及，但还是不会离开乡村和土地，其实这本书的根本也还是乡村。

　　长江商报：有人称你是“荒诞现实主义大师”、“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你怎么看待这些评价？

　　阎连科：我最近的小说总会有新的命名。什么“荒诞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等，其实每种说法都有道理又都不准确。所以我说，不如就叫“野生小说”、“民间小说”更好一些。我书中的大学就是一个我意识中的“野生大学”、“民间大学”。

　　长江商报：你如何评价自己和自己的作品？

　　阎连科：我不是中国最好的小说家,我也写不出中国最好的作品。但是我要努力写出属于我个人的小说——“我的小说”。你可以说它不好，但你不能说它没有个性。

　　关于其他作家

　　我们不如“80后”真诚

　　长江商报：怎么看待80后、90后这些年轻作家的崛起？

　　阎连科：首先是后生可畏，然后这件事很正常。不论大家相互怎么看，文人相轻也好，彼此欣赏也好，文学的接力棒还是要一代一代传下去的。这个世界归根结底还是他们的。

　　从另一个意义上讲，80后可以做70后、60后、50后的榜样。他们的坦荡和强烈的自我意识，值得我们学习。至少，我们这一代人在面对社会时，不如他们真诚。

　　长江商报：如何看待“商业作家”、“文学明星”？

　　阎连科：这本来就是多元化的世界，文学也应该是多元化的。“商业作家”、“文学明星”的出现很正常。我们说，有鲁迅就会有张爱玲和张恨水，这无可厚非。

　　本报记者庞亚斌　采写

　　◇背景

　　《风雅颂》：

　　阎连科的精神自传

　　阎连科新作《风雅颂》日前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在武汉上市。小说由于着力刻画了一群有着胆小、妥协等性格弱点的知识份子，又以北京某著名高校为人物活动背景，一经面世就引起轩然大波，被许多读者批评为“诋毁了中国知识分子”。

　　阎连科坚称该书是他的精神自传，只是书中的故事情节不是他的亲身经历。阎连科说，书中主人公清燕大学副教授杨科的性格中有他的影子投射。“我不算知识分子，可我懦弱、浮夸、崇拜权力，很少承担，躲闪落下的灾难，逃避应承担的责任，甚至对生活中那些敢作敢为的嫖客和盗贼都怀有一份敬畏之心。我知道，和我熟悉的那些同行、朋友，还有那些博学的知识分子们相比，他们有的缺点我有，他们没有的缺点，我也有。从精神方面来讲，我的人生情境大致与杨科相仿。”

　　◇手记

　　阎连科的“回家”之路

　　曾读过阎连科于1990年代发表在《萌芽》的一个中篇，讲述了死去的军人如何被迎回家乡与另一个亡魂“冥配”的故事。他的文字深深感染了当时还是少年的我。然而，这次阅读阎连科的《风雅颂》，却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

　　不断重复的设问句，层出不穷的诗经辞段，荒诞而悲凉的情节……“我在这世间闲余而无趣，像多余在路边的一棵草。”主人公杨科不断逃离，最终只能独自一人去寻找更多“被孔子删除的”近乎虚无的《诗经》诗篇。

　　按照阎连科自己的说法，《风雅颂》是一部精神自传，是以“回家”为精神脉络，表现自己飘浮的、无处可归的内心。“尽管这些年，我依靠写作在北京立住脚跟，建立家庭，说起来我还是个作家。但有时会忽然觉得，我的前半生过得如此没有意义。30年的奋斗，除了收获一身的疲惫和疾病，其余一无所获，只剩下那些招惹是非的文字，总感觉生活在一种不确定的‘漂浮’中。”这些年，他脑子里不断生出要离开北京、回老家打发余生的念头。

　　“然而老家也并非是昔日的老家，故乡的面貌、人的精神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于是，“回家”最终是要失败的。你可以有物质的家园，但却没有精神的家园，“我们其实都是精神上的丧家之犬。”书中的主人公杨科，完成了一次失败的回家，但他所做的，却是人类对“家园”的寻找。人类一代一代地延续，这条“回家”的路，便会一代一代地走下去。

　　本报记者庞亚斌　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