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尼克松访问北京的纪录片中，我特别注意到，在天坛公园里，政府特意安排了女少先队员们欢快地跳橡皮筋的场面。尼克松夫妇还在那里充满温情地注视着。不过，影片的画面中显然没有播出这些女孩子们跳跃时使用的歌谣。

　　尼克松抵达北京的当天，毛泽东在他那个摆满中文线装书的书房里接见了尼克松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政府的报纸事后说，毛主席和美国客人在友好的气氛中举行了交谈，但具体谈了什么，人民似乎无须知晓。在毛泽东离开这个世界的几年后，人民才开始陆陆续续获悉一些当时谈话的内容。

　　在尼克松和基辛格眼里，毛泽东无疑是个神秘莫测的人物；对于毛泽东而言，继续对这些西方人保持自己的神秘感，显然极为重要。尽管有人后来一直对这次谈话过程赞不绝口，但我们还是不难从那些东拉西扯毫无逻辑的谈话内容中，看出毛泽东的用心良苦。谈话开始不久，毛泽东就决定将话题引向苏格拉底的方向，他向客人们建议，他只想谈谈哲学问题，具体两国关系等问题，由周恩来总理等人去谈。

　　此时的毛泽东，内心里其实是苦涩不堪的。林彪的自我爆炸，“文革”的积重难返，苏联的大兵压境，经济的停滞不前，这位世纪老人从来没有感到如此疲惫和力不从心。但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他需要竭力掩饰内心的疲惫。

　　美国客人们显然对所谓哲学问题毫无兴趣，但毛泽东确实达到了他的目的。在这位刚刚中过风但思维依然敏锐的神秘老人面前，美国人处处显得彬彬有礼和小心翼翼（这足以使很多国人日后深感骄傲和自豪）。在谈话中，美国总统先生选用了中性的和日后不会被他的政敌抓住把柄的话恭维毛泽东说:“主席先生，您改变了世界。”毛泽东此时倒是没有故作神秘，反而用东方人谦虚的姿态回答说，其实他并没有改变世界，他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其实，就在尼克松离开北京不久，我和我的中学同学们去了北京郊区顺义县马坡公社的一个叫毛家营的村庄学农劳动。这个偶然与毛泽东的姓氏重合的北方村落，显然被他老人家试图改变中国的温暖阳光遗漏了。严重的物质贫困加上无效率的集体劳动，足以使我们这些将来有可能面临上山下乡的中学生们感到不寒而栗。当地的贫下中农私下告诉我们，其实在这几十年里他们的生活没有改变多少。在生产队召开的“批林批孔”大会上，一个朴实的农民发言说:“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像林彪这样一个每天大米白面可以随便吃的人，为什么要去谋害毛主席呢？这不是天下最大的傻瓜吗？”

　　在美国生活多年后，我渐渐发现，直到今天，东方神秘主义一直是我们东方人对付西方人最有效的武器。这个武器如同汉方药材，既能内服，也可以外用。有时候双管齐下，还可以内外兼顾。大导演张艺谋在这方面就显得老谋深算聪明过人。他的几部险些为我们捧回奥斯卡大奖的东方神秘主义电影恰恰就在这方面发挥得淋漓尽致。难怪不时有美国孩子在问:“你们中间真的有人一跺脚就可以上房顶吗？你们中间真的有人可以在柔细的竹子上飞来飞去吗？”

　　我们这一代人成长在中国现代史上文化最为荒芜的岁月里，几乎是在一种青黄不接的贫瘠文化氛围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在我们童年的街道上，单调呆板的苏式建筑外表到处书写着血红色的毛泽东语录，没有足够的图书、电影和电视节目。物质的贫乏使人们唯恐一日三餐得不到稳定的供应。记得有一天，我和几个少年伙伴坐在公路旁边巨大的水泥管子里闲聊。不知道哪个小伙伴提出一个奇怪的问题:“你们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每天都吃什么呢？”在那个既没有东坡肘子也没有水煮鱼的年代，我们这些无知的孩子能想到的大概就是红烧排骨和番茄鸡蛋了。当我们争论得面红耳赤的时候，突然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因为我们开始意识到这似乎是一个多少有些冒犯神灵的问题。我们开始互相保证:绝不把今天大家在这个冰冷的水泥管子里讲的话出去乱讲。

　　不过，这个世界上的确有脑后天生长有反骨的人。我们同龄的朋友中就有一个。有一天，当此人骑着自行车经过天安门前那幅巨大的毛主席像前时，他提出的问题更为大胆和绝妙:“你们看，毛主席梳的头到底是分头呢？还是背头？”这个人的名字叫王朔，他对权威的调侃和挑衅的技巧似乎与生俱来。30年后，他终于被南方的一家有影响的报纸评为20世纪中对中国产生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尽管他在自已的文学作品中屡次对知识及其分子进行过无情的嘲弄甚至谩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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